去年，四川经济以8.2%的速度迈上5万亿元台阶。

我们注意到，GDP破5万亿的同时，四川另一项关键性经济指标也来到了它的分水岭。

省统计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俊林表示，去年全省“人均GDP有望超过6万元人民币，也就是接近1万美元”。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在经济学上有重要意义，它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量质提升的重要标志，也预示着我省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即将迎来新的变革。我们为来之不易的成绩鼓舞，更要为变革做好准备。川观智库将陆续发布《四川人均GDP1万美元后的趋势与对策研究报告》，邀请专家学者解析即将到来的趋势和变化，并立足四川情况提出具体应对建议。首期推出“产业篇”，敬请关注。

历史数据表明，一个地区人均GDP达1万美元后

 通常出现“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

—— 四川为何“反其道而行”？

--川观智库首席研究员 熊筱伟--

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产业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

一个在学术圈内很有名的答案，来自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上世纪末，他和同事发现从这一阶段起会普遍出现“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的现象。得出这个结论，钱纳里是基于手中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数据。而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印证了他的观察。

但四川却似乎“反其道而行”，明确把“提升制造业比重”写进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该如何理解这一选择？

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现象背后，

蕴藏着怎样的趋势和挑战？

要应对挑战并实现目标，

四川当前可以做些什么？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

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不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唯一指标。综合来看，四川尚未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防止制造业占比过早过快下降，避免劳动力市场两极化、收入差距扩大、中产阶级萎缩等问题

钱纳里的观点有时代局限性。决定地区长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技术复杂性，而其主要载体是制造业而非服务业

从纸面数据来看，钱纳里似乎说得没错。

综合公开信息，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数十年的制造业占比下降过程。以美国为例，1980年至1990年、1990年至2000年、2000年至2010年这三个十年中，美国制造业占比分别下降约2.76%、3.73%和2.87%。

但受访经济学家提醒，不要误解了钱纳里的意思——他是将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看作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一个标志性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要想判断一个地区是否进入后工业化，还得看一系列指标组合。

综合各项指标来看，四川目前尚未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如果说四川人均GDP是率先达标，那城镇化率、非农产业占比等等也还没有（达标）。”省决咨委委员、西南交大四川省产业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骆玲表示，目前四川工业化整体阶段特征是“从工业化中期加快迈向后期”。

所有受访经济学家都谈到，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前，大力发展制造业是必要的。

综合西南财大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毛中根、四川省区域科学学会副会长吴振明等受访经济学家的观点，要避免制造业占比过早过快下降——因为它会阻碍一个国家或地区完成工业化目标带来劳动力市场两极化、收入差距扩大、中产阶级萎缩等问题，甚至会反过来影响服务业发展，“作为人口大省，没工业就没就业、没消费，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就不可持续，生产性服务业也会缺乏来自制造业的支撑。”骆玲说。

而四川乃至全国如今都面临“制造业占比过早过快下降”的挑战。

根据公开信息，全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十年下降了超过5个百分点；四川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28.8%下降到2020年的22.1%。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敬茂明曾公开表示，我省制造业占比下降过快带来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作为西部省份，四川提出“提升制造业比重”也就不难理解。

受访经济学家进一步谈到，钱纳里的观点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显然他（钱纳里）没有能看到英美喊出‘制造业回归’的最新情况。”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磊表示。根据公开资料，2017、2018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年度增长率分别为2.65%和3.92%，制造业已开始“止跌回升”。

如今被广泛讨论的，是另一个经济现象——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这是一种什么“病”？“简单来说，因为服务业生产效率低于工业，所以服务业占比提高会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速下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贺俊表示，决定国家或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产品或者说技术复杂性，而其载体主要是制造业而非服务业。比如目前美国制造业占比仅约11%，但全社会约七成研发都发生在制造业。

结合四川是相对后发地区的现实，贺俊建议本地工业发展还是要保持一定增速，否则基于上述经济学原理，国民经济增速就很难稳住；而从实践出发，不止一位经济学家也提到省内宜宾、绵阳，国内苏州、上海等地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无不和当地制造业崛起密切相关。

能不能“反其道而行”？

人均GDP1万美元后制造业占比下降，一方面因为消费结构转向服务性消费，刺激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制造业传统路径逐渐走不通了

进入新阶段后提升制造业比重依然可能，事实证明在全国人均GDP破1万美元情况下，去年制造业占国内GDP比重成功实现不降反增

实现目标需要四川制造业向以创新和升级为内涵的工业化新阶段转型

提升制造业比重，四川“要不要”是一回事，“能不能”则是另外一回事。

要回答后者，我们还得回到钱纳里。前文他提出的其实是一个事实：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不同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历史数据的确就显示出“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的现象。

这是为什么？综合受访经济学家观点，川观智库整理出两方面的解释——

一方面服务业发展在进入这一阶段后会逐步提速。多位经济学家提到人均GDP过1万美元后，消费结构会更多从物质性商品转向服务性消费，原因不难理解，“每个家庭对工业品需求是有天花板的，比如空调每个房间最多也就装一台；但玩游戏、看电影、看话剧……人们对服务性消费的需求可以接近于无限。”一位业内专家表示需求会刺激服务业进一步发展。

另一方面，制造业则会在这一阶段出现增速放缓。贺俊表示，这时服务业占比的上升，通常不是因为服务业增速过快，而更多是由于制造业增速的相对下降，“总体上服务业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收入水平增长往往比较稳定，所以服务业增长也应该是稳定的。”

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制造业增速为什么会放缓？

王磊提供了理解它的两个直观视角：一是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或者做房地产中介，也不愿意进工厂上流水线。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不少，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中介公司或外卖平台通常能给出“更有诱惑力的工资”；二是省内不少市州的服装厂鞋厂，大多关门或向更偏远地区迁移了。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制造业给不出更丰厚的薪资？为什么有的工厂要关门或迁移？

受访经济学家认为，这反映出当制造业沿着传统路径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土地容量、劳动力成本等开始形成制约，它的传统优势开始弱化、竞争力开始下降——换言之，传统路径开始走不通了。

虽说如此，受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四川在新阶段要想“提升制造业比重”，依然是可能的——

一方面服务业和制造业并非对立关系，相反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可通过技术溢出等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效率提升；另一方面传统工业品需求或面临　天花板，但对创新产品的需求依然有巨大空间。这是为什么传统电视供给过剩，但高端显示器却供不应求的原因。当然要满足新的市场需求，省内制造业需要向以创新和升级为内涵的工业化新阶段转型。

事实也证明了“提升制造业比重”的可能性。综合公开信息，2019年全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2021年制造业占国内GDP比重不降反升，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

地方政府需要做些什么？

“提升制造业比重”不等于“轻视服务业发展”。随着生产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企业生产制造能力将越来越由软件定义

要形成新时期四川制造业比较优势，更多潜力源于强化产业链配套。建议通过打造成德眉资间交界地带等方式，释放内部产业配套优势

地方政府要转换发展思路，对“下一代产业”进行提前布局

具体到操作层面，四川该如何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比重？地方政府可以做些什么？

受访经济学家们首先提醒，“提升制造业比重”不等于“轻视服务业发展”。除了前述相互促进等原因外，一个新理由是它们或许是“一件事”。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过去我们不需要质疑‘什么是制造业’这个基本问题，但在最近一次工业革命中，伴随着分工深化，很多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变成软件了。”贺俊举了宝钢的案例：作为钢铁行业龙头，它在业内率先进行了工业互联网探索，但做着做着相关部门就独立成一家企业，成了上市公司宝信股份，“当它是宝钢一个部门的时候，它就属于制造业；但独立出来，就变成服务业了。”

在此背景下贺俊告诉川观智库，越来越多学者认为不用纠结于统计意义上的制造业比重，而是要更多关注制造能力，“而随着生产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企业生产制造能力将越来越由软件来定义。”

这背后其实是当前一个总体趋势：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作为主持编写《四川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的专家，骆玲表示这也是我省制造业发展的重点，“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服务化制造这三大制造就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三大方向——而它们都离不开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所以未来没有‘纯粹’的制造业，而是要追求融合与渗透。”

除了推动融合发展，地方政府还可以做些什么？受访经济学家们进一步给出了两点建议。

一是形成比较优势。这是一个老话题，但在新时期需要四川重新思考。

受访经济学家提到制造业发展较快的地区，一是靠区位优势，四川学不来；二是靠制度性优势，但近年来各地差距已快速缩小；三是靠产业链配套，“目前沿海地区依然占了全国制造业产能的约40%——要素成本那么高，为什么还在东部集聚？就是因为产业链配套降低了它的综合成本，这是当地内生的比较优势。”贺俊认为在这方面四川有很大空间，“根据我们调研，省内各地间产业分工水平还相对有限，目前大家都嵌入东部沿海的产业分工体系，内部尚未形成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

贺俊建议可从打通成德眉资产业链入手，释放内部产业配套优势。具体而言，他认为可从成德眉资间的交界地带入手，以它们为承接成都市产业溢出的载体，促进相互间的产业分工和配套。同时对于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之后的要素成本上升问题，他建议可在成都都市圈探索建设“母子工厂体系”，比如将生产高附加值、进行工艺创新的“母工厂”放在成都，而把一些“子工厂”放在交界地带或周边市来降低成本。

二是转换发展思路。面向未来发展制造业，一个共识是要培育更多从事新兴产业的本地龙头。对此多位受访经济学家提到，在相对成熟的产业格局中四川要想再分一杯羹很难，要想培育类似企业，更大可能还是来自对“下一代产业”的提前布局。

而发展“下一代产业”的思路，就和传统的产业承接完全不同。后者更多是靠用好国家赋予的各种特殊政策、发挥西部劳动力和市场规模优势、尽力降低各种要素成本；而前者则“需要地方政府某种程度上更有远见，要更敢于承担风险。”贺俊建议这方面四川各地能否先行先试，包括开展应用场景打造等。

来源：川观新闻